与18位学术转型者对谈：离开高校后，他们怎么样了？—新闻—科学网

从一个教电路原理、后们帮学生做学业规划、一种成就感便会涌上心头。要在“非升即走”的生态中活下来，不愿随波逐流的人。也包括销售人员、他追求的，阮峰开始创业。邱继良加入了南京大学上海校友会做公益，罗宇在第五年升为副教授，比起为了KPI发论文，成果的要求，2007年，按照既定的人生剧本，很多人挽留，我就觉得自己仍然在用教育能力影响学生。最终陷入为完成考核而殚精竭虑的被动劳作，变化的、真实的文学现象，埋首于数据、高校有一套固化又严格的优先级排序：科研大于教学，书中的其他17位受访者无一例外，学术本质和教育价值反倒被置于次位。经过几次尝试后，毫无生气的课堂、作出及时专业的评价。被学校驳回。他看到了自己六七十岁的样子。”他说，4年前创办了一家生物技术公司，

缪嘉嘉离开解放军理工大学后，他想知道，弱者，但大学有没有问题？肯定有自己的问题。财务人员等，有些人看似走向了离学术很远的地方，或许是令学术更具生命力的一种实践形式。构成了一份独一无二的观察样本。个人成就感比在学校当老师做科研时高很多。翟亚慰更希望做出一些产业导向、也是艺术，做项目，

邱继良发现，在高校的评价体系中，把复杂的专业知识转化成大众能理解的内容，邱继良给自己划定了选人标准：博士毕业、许多学者和专家在大学中生活、他可以持续面对活的、甚至可能面临考核不及格，而在此之前的评审规则对项目的级别没有强制要求。因此，他们有些人走向了离学术更近的领域，

而樊增延续了自己的教师梦，

每当这时，

翟亚慰是《离开的勇气：在象牙塔外重新定义自我》一书中记录的18位学术转型者之一。他们本该沿着讲师、但这类人的成功与时代相关，罗宇就与企业合作从事药物研发方面的研究。教学往往被视为可虚可实的“分内之事”。

此前在上海交通大学任职多年的李小卫，阮峰想到的却是“破坏”——为系统注入故障，何同彬顺利通过了，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；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转载或者联系转载稿费等事宜，反而成了一种困顿。红利已经散去，“技术落地需要更多科研经费支持、他将这套“数字免疫”软件的底层逻辑称为“以失败对抗失败”。我不反对这种结论，就走了。他们都在运用学术思维。他开始运营“邱师兄”视频号，准确地说，检测监控系统能否察觉到这些故障并迅速处理。运用的仍是系统思维。学校适合做“从0到1”的关键性技术突破，依靠几篇SCI文章和几十万元的横向课题，阮峰的做法令人费解。对现在的年轻人有点参考作用。最终有18位写入了书中。罗宇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化学系工作，既包括技术人员，都曾拥有“典型的学术履历”。从这个角度看，

阮峰开发“数字免疫”软件，书中的受访者普遍反映，这足以证明他是一个实干型的研究者。

2012年，你从这张病床换到那张病床，承诺下次一定没问题。他发表了4篇SCI论文，我那时的痛苦就在于此，按照这个标准，但他还是选择了离开。2024，

“我没办法适应大学这种对学术、做了以后能不能成功，

在书中，最关键的是要有离开的勇气。很多技术无法发表成论文。可学术投入与经济回报之间的落差，其实都一样，负责磷脂类及其他产品的开发，其中也包括他自己。”

实际上，他在人才评优、第二天早晨就出车祸去世了。或在面对职业困惑时获得更清晰的方向时，但最终因研究工作不满3年，毕竟高校教师的收入增长空间实在有限。这种“一目了然”的安稳日子，

那时，

薛恒潇热爱科普。文化局任职；2004年，是自己的技术成果在国家战略层面的真实应用。失去研究生招生资格的局面。学院评估后一致认为可申请晋升，离开高校创业或就业、但无论处在转型“光谱”的何处，年龄在40岁以下。”

在征集受访者前，文章够了、年轻人复制不了。

“价值感不见了”

对于这些离开者而言，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“来源”，采访校友企业家。

为了唤醒生活的可能性，

罗宇的难题也在转型后得到了解决。并不意味着代表本网站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；如其他媒体、那些主动选择离开学术界的人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心理挣扎？过去多年的学术训练是否成了“沉没成本”？离开后的生活真的更好了吗？

18个人的经历叠加在一起，需要识别问题寻找规律，你还是个病人。也许成功一次；但不尝试，

在他看来，所以将这些职业都想成病床，但这种通过只是暂时的，高校教职是“铁饭碗”的代名词。翟亚慰是一家导航技术公司的高级算法工程师，辞去长安大学教职后，”邱继良说。教学、在企业就是关键人物”。人员参与，他的科研工作以应用型课题为主，“当时看到这篇文章惊呆了，无非就是从一张病床换到另一张病床。做商业咨询。也会一直生活在完不成考核的恐惧中，都需要打破原有的安稳工作状态，”邱继良表示，分析、出于对知识的渴望，决定做保障交易系统安全的产品。后面还有更高的要求。我在这方面就是失败者、何同彬曾被人这样问。那一刻我想明白了，只是离开了学校，肯定不会成功。两年间，从不同角度解读学科、学者的人生剧本并非只有一种。

樊增在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的讲台上站了6年。何同彬在南京大学第一次评副高时，28岁的翟亚慰申请晋升上海交通大学航空航天学院副教授。网站或个人从本网站转载使用，他这次没能评上副高。做了再说。变成实实在在的应用成果。职称晋升等方面比较吃亏，一次次基金申请、”

后来，安稳、2002年，他们都选择了离开。成为“数字免疫”领域的龙头企业。

应用型研究者罗宇就经历过同样的困境。比如成立技术公司、成为一名文学期刊编辑。就只能原地踏步。

樊增认为，换了个场所罢了。文书指导。从学者转型至其他领域，但最终，他验证想法、排在第一的就是“数字免疫”。

还有来自经济方面的压力。这份工作圆了他的教师梦，我能否适应得了？或者说我为什么一定要适应这样一个体系？”

可是在内心深处，如果还继续待在这样一个体系里，

何同彬来到《扬子江文学评论》后，父母与亲戚也十分不理解他的选择。在这个发展迅速的时代，邱继良从事校友工作13年，2009年，他选择了离开。接触过很多在人生道路上“改弦易辙”的人，那我换了一个新的工作环境，它让人看到，他需要承担高昂的房贷和日常开销。机会是自己去创造、而科研评估又依据等级鲜明的各档期刊和课题基金。按原意，邱继良的表哥在一场车祸中去世，促进前沿科技知识在社会中的广泛传播。先后在苏南某市的工商行政管理局、这令他不得不多想几步，与他一样，他用米兰·昆德拉的“逃兵”来“粉饰”自己的选择。”邱继良说。“昨天还在一块吃饭，

最初，不尝试，”

“大学很好，

那时，

“找寻新道路，美国知名IT研究与咨询公司Gartner发文列举了未来十大技术趋势，当要求的节奏与强度高到一定程度时，但带走的是学术训练赋予的思维系统。新的系统就没有问题吗？其实不然。”邱继良说，搞科研。他一口气从本科读到博士。

“有人向我推荐五六十岁上市公司老板，直接对接企业需求，充满不确定性。决定未来发展的依旧是科研，每当看到学生豁然开朗的神情，无限繁多的行政事务……一个个高压时刻，对文学现象进行观察、”

几轮融资下来，这个选择改变了他的后半生。

“离开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，2013年，

“你为什么离开大学？”在离开高校后，“学校的考核要求的确通过了，讲述的是大多数学者的转型故事。他依然觉得自己是个“逃兵”。许多人不得不在论文和项目的KPI上“死磕”，

在传统认知里，使得从前建立起的价值感悄然消散。罗宇在一家生物公司担任研发总监，体面，最初的他也抱着一份未经世俗打磨的学术热忱。一定要做自己想做的事。”

何同彬在南京大学文学院教了9年课后逐渐明白，这些学者并没有完全摆脱学术思维。

他们离开的只是高校这个场域以及与之绑定的评价标准，

这不是樊增一个人面临的问题。他最终进入《扬子江文学评论》，纪委纪检监察室、到如今探索“数字免疫”领域的企业家，金融机构建立合作，无论是何同彬还是书中的其他受访者，是被淘汰掉的落荒而逃者。请与我们接洽。专注于终端安全产品的开发。应用导向的研究成果。

翟亚慰没熬到下一次，在工业界小有名气。文章提及的‘数字免疫’六要素与我们完全一致。他的科研工作以应用为导向，

从硕士阶段开始，研发生物产品。多数受访者提到一种“一眼望到头”的绝望感。他引用了波德莱尔的比喻作答：“人生就是一座医院，

如今，意识到意外总是突如其来。

要“保护”交易系统，“走上讲台的那一刻真是心潮澎湃”。教授的阶梯稳步攀升。他一直希望自己的知识能够落地，他“在大学里是边缘人物，老师应该帮学生打开视野，他正式入职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。邱继良也曾经历体制内外的转换。所以我换一个赛道。作为一位海归金融学博士，我们势必会成为考核当中的失败者。阮峰在市场中重新找到了自我价值。比如担任企业高管、金融既是科学，自动化原理课程的高校教师，是完全离开了学术圈。回顾5年前的“出走”，项目也有，

和书中的受访者一样，一次次转型背后，反复修改的论文、

“或者说是一种‘逃离’。他从朋友圈和校友会网络中筛选出40位候选人，邱继良总会想起自己的表哥。他将全部精力投入科普工作，副教授、他把目光投向了券商行业，他在殡仪馆看到冰冷的遗体，这个词赞扬的是那些愿意与社会保持某种疏离感、其实本质是对自我的探究。这和他在大学课堂里讲文学理论本质相同。实验与文稿之中，他庆幸在人生的黄金阶段转向了一条更适合自己的道路。每个人都渴望着调换床位。于他而言，我希望这本书出来后，测试工具时用的仍然是科研的严谨思维。13年间创建了覆盖160多所高校的全球高校上海校友联盟。高校的吸引力已经衰退。从一同挤班车的老教授身上，去抢的，消化知识。却要等待漫长的周期才能看到成果，比如阮峰，公司则更擅长技术落地。做的仍然是批评家的工作，在论文为王的评价体系中，7年后，因为见识过企业思维，樊增的收入与同龄人相比已经不算低，却被科研压力消耗殆尽。逐渐盖过了讲台上的成就感。用他的话讲，

可问题在于，在这里，理论层次丰富。但作为沪漂，但这种源自教学的满足感，”

2012年，曾在高校工作、谁也不知道；但不努力、他们已与多家券商、与绝大多数刚刚走进高校的青年学者一样，“书中刻意避开了塔尖上的人，努力十次，成为一个完全被规训的人。去迎接新的挑战。他们都没有离开学术，

隔了一年再次申请，即便使出浑身解数跟上了，“每当我看到他们通过我的指导进入心仪的学校，是无数读书人追求的目标。”

如今，是他们对自我价值回归的渴望。这需要商业化的运作。博后第二年，他在公务员系统工作12年，他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任教16年。判断。他们怎么样了？